时间: 2024-11-03 15:11:55 | 作者: 工业磨粉设备
城市更新犹如一条河流。有活力、有魅力的城市无论保护性继承还是创新性发展,都能让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时时感受城市生活的生机盎然,想象无限。这也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美好、是否强大的重要考量。
近年来,我过着芝加哥与上海的“双城”生活,不仅有机会观察和比较两座城市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和相异的公共艺术,而且对公共艺术再塑城市形象有了新的感悟和思考。公共艺术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承载,也是很重要的城市软实力,如若发挥出色,能彰显城市的品格,洋溢城市的气质。
不是吗?从城市面积、人口规模分析,上海很大,芝加哥很小,芝加哥的城市面积、人口规模只是上海的十分之一左右。但从城市建筑、公共艺术去考察,芝加哥一点不逊于上海,甚至你的“第一印象”会感觉到芝加哥国际化程度相当之高。一个“小规模”的城市为何具有国际大都市的气质和精神,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考察一座城市的形象,固然需要从城市经济、人居环境、文化遗产、基础设施以及公共艺术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方面与城市形象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样宏阔的课题内容,在一篇文章里难以穷尽。为此,我选择从公共艺术这个小小的点切入,以此探讨公共艺术在上海和芝加哥两座城市形象塑造上的不同机制、不同表现和不同作用,颇有意味。
何为“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的形成似乎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或城市。它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在西方,我们大家可以追索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时出现在城邦中央、集会场所的纪念碑、人物雕塑等早期公共艺术,发挥了教化、审美、装饰等作用。在东方,中国更早时期的石窟雕像和壁画,也承载了文化、历史和宗教信仰。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公共艺术,伴随城市规划和建设而来,其出发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代表作品包括纽约的《自由女神》、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马赛的《旅行者》、芝加哥的《云门》等。坐落在上海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是上海第一高楼,与悉尼歌剧院一样,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既具实用功能也具地标意义,充满城市象征。但它们与纯粹精神性的公共艺术明显不同。本文探讨的城市公共艺术,指那些不带实用功能的户外艺术,包括雕塑、壁画、装置等。同时也需要说明,城市“公共艺术”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两者之间的关系互有联系却也不同。我所观察、研究、探讨的“公共艺术”,特指在城市公共场所或公共空间永久展现的艺术品。而“公共空间的艺术”是个更广泛的概念,其包含坐落在城市或社区中的所有艺术品,甚至物权属于私人而临时展陈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品,也被视作“公共空间的艺术”。显然,这与我想探讨的城市公共艺术概念并不一致。由此能够界定,本文探讨的城市公共艺术,所有权和使用权通常属于“公共”,它们常常作为城市的地标和社区的象征,连接社会和大众,通过审美以及观念,为公共空间增添文化价值和意义。如果矗立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只是作为美学元素或装饰品依附于建筑而无法独立存在,不具备与公众建立互动关系和社会共鸣,其就不适合被列为“公共艺术”。
一言蔽之,公共艺术与所处场域存在关系却具有鲜明而独立的主体身份,而不是依附关系。
芝加哥最早的公共艺术距今100多年,譬如坐落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门前的两只巨大狮子,1893年诞生。在百年城市更新发展中,芝加哥街头、绿地、公园里不断出现公共艺术,譬如1926年建成的《林肯雕像》。林肯是当地人心目中的伟大英雄,为废除奴隶制建立了功勋。而自1978年明确实施“公共艺术计划”,芝加哥自此推动了一系列现代派、后现代派公共艺术作品诞生。
据笔者观察,芝加哥的公共艺术数量繁多,似乎没有一座城市的公共艺术像芝加哥被无数中外漫游者视作专门观览的对象。它们分布广泛,星罗棋布,但最具城市形象象征意义的作品大多集中在最繁华街区。我常常在那一带街区流连,去观赏、去凝望、去对话。芝加哥的公共艺术为营造环境气氛起了显著作用,吸引不少人“打卡”,其实它们也是可阅读、可思索的。凝望它们的时候,你更能透过表象去窥探到一座城市内在的文化肌理和精神内核。譬如,《云门》,由英国艺术家安尼什·卡普尔设计,于2004年竣工。这座呈现极简抽象风格的大型雕塑位于芝加哥的钻石地段,其光滑如镜的反射表面呈独特的椭圆形状,时时反射着城市的天际线、周围的环境和络绎不绝的各国游客,它是支撑芝加哥国际化城市形象的一个有力标志,展现了一种前卫、先锋的文化姿态和城市精神。又譬如,《王冠喷泉》,由美国艺术家杰弗里·基恩斯设计,位于芝加哥千禧公园,也是于2004年建成。这座喷泉温情脉脉,由两个高达50英尺的巨大的电子玻璃屏幕组成,显示成千上万来自芝加哥市民的表情,堪称城市一道独特景观,也在人们社交、嬉戏和游客中传递某种暖意。由波兰艺术家玛格德琳娜·阿巴康诺维兹于2006年完成创作、规模壮观的《行走的百人》,由106个九英尺高的无头躯干组成。身临现场,你会深为震撼,形态各异的躯体充满了许多活力,与远近场景构成鲜明对比,给人以丰富联想。而1978年实施“公共艺术计划”之前,芝加哥也出现不少传奇的公共艺术,除了守护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门口的两只青铜狮子之外,坐落在市中心戴尔·伊格劳斯·豪尔广场的《毕加索雕塑》也非常著名。它由西班牙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本人创作,于1967年作为礼物赠予芝加哥市。一开始当地人完全看不懂它,但由于时任市长的坚持,以及它身上超越庸常的审美气质,当时还是被接纳了。有意思的是,当地市民对它由最初的不解渐渐变得熟悉和接受,如今则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地标之一。芝加哥杰出公共艺术遍布各个角落,使得整座城市宛若“艺术博物馆”。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于1974年创作完成、红色与钢铁构成强烈视觉反差的《火烈鸟》;艺术家Marc于1974年完成的超现实主义马赛克作品《The Four》,还有源自城市早期“壁画运动”的作品《怀亚特墙》《比尔森》等随处可遇的壁画,这些公共艺术都承载了芝加哥人追求自由表达的审美趣味和反对保守的文化胸襟。
芝加哥公共艺术给人一个深刻印象,是多样性和现代性,有古典派、现代派、抽象派、装置艺术等,而且知名度都很高,表现出“国际气质”。它们给芝加哥带来的“收益”丰硕且持久,表现在多个角度。其一,城市形象得以彰显和提升。芝加哥地处美国中西部,在19世纪后期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美国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这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不及上海,但文化多样性较高,拥有丰富且开放的文化氛围。它的城市形象,凭借诸多标志性的现代建筑和公共艺术一飞冲天,让其在世界舞台上显出独特魅力。毫不夸张地说,芝加哥的公共艺术是世界一流的,超越了一城一地的影响力,不仅丰富了芝加哥的文化景观,每年还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前来欣赏和体验,实实在在推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其二,社区凝聚力加强。笔者尚无翔实的数据支撑这一判断。但笔者曾与不少居住在芝加哥的市民以及多次游历过芝加哥的“过客们”探讨对芝加哥的城市形象认知,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公共艺术,尤其是芝加哥市民,一致表现出的热爱和自豪,表明他们对于公共艺术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其社区凝聚力可窥一斑。其三,“公共艺术计划”的实施,既有现实意义也有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为众多艺术家提供了竞技和展示的平台,促进了当地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和文化创意产业空前繁荣,另一方面,也助力芝加哥成为全世界活跃、备受瞩目的艺术之都、创意之城。
再看上海,城市公共艺术数量可观,布局也广泛,从题材看更多表现了注重传统和对历史背景和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它们也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在近30年来成批涌现。可能对于公共艺术认知受苏联影响较深,上海公共艺术较多表现为“城市雕塑”—这在中国一度是高频热词。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央美院几位专家去苏联考察,回国后在全国巡回演讲,推动了一波全国性的城市雕塑建设热潮,各地涌现了不少纪念性主题雕塑。其实,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文明发源地,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一些公共雕塑,由当年的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外来机构”在上海建立,在历史的变化中被拆毁,现在难见踪影。20世纪30年代,旅居上海的俄国侨民在汾阳路、岳阳路、东平路交叉路口集资建造了普希金铜像,几经曲折,目前仍在。这段时期的公共艺术实践,建设主体是“外来者”。而自80年代以来,上海自主建设的公共艺术如雨后春笋。其中具有较大知名度的有:法国雕塑大师阿曼应邀创作、建于1987年的《飞跃的马》,矗立在市中心的上海展览中心南广场,其身高6米,体重3.5吨,常常被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矗立在外滩、1949年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的雕像,建立于1993年。建于1996年、地处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地铁口的《打电话少女》也非常关注,尤其被盗之后一度成为公共话题。由法国艺术家娜塔利·德科斯特于2014年创作、坐落在愚园路晶品购物中心前的《寸阴是惜》,以及由中国台湾地区艺术家施立仁设计、建成于2011年、坐落在南京西路静安公园北门前的《犀牛》,还有地处新天地的《福禄寿》、地处恒隆广场的抽象装置以及南京东路步行街西入口的《家庭》等,数量不可谓不多,相比其他城市,也属于“上乘”的。其中最具艺术品质的,或许是浦东世纪大道口的《东方之光》, 由法国设计师夏邦杰创意,北京雕塑家仲松设计,它以日晷为原形,突出“时间”主题,也堪称地标。
整体而言,上海公共艺术基本停留在80年代倡导的“城市雕塑”层面,或许属于“中国一流”,却达不到“国际一流”。这一点,值得深思。
具体而言,80年代和90年代,城市雕塑是中国公共艺术的主要表达方式。之后20多年,公共艺术发展演变是迟缓的,相对于油画、水墨、装置、观念等艺术品类,它“变化”很小。这可能与公共艺术不适合“单兵作战”,而由多股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息息相关,常常被地方行政以及资本力量所左右。从观念上而言,上海乃至中国的公共艺术长期徘徊于“装点空间”功能。
从芝加哥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城市更新的经验来看,公共艺术远不止于“装点空间”的功能,甚至不愿受“装点空间”这一观念的束缚。公共艺术能够“激活空间”以及“营造空间”,已被一些国际城市更新发展所印证。中国也开始这方面的探索和转型。一种说法是,其元年可以视作2015年。这一年,城市建设从规模转向品质、从功能转向人文,当年中央举办“城市工作会议”以及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白准确地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人文城市建设,提升文化竞争力”等,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各地政府以及相关专家重新审视、研究、推动公共艺术发展。但此阶段的公共艺术发展,考虑局部多于考虑整体,未将艺术置于与规划、建筑、园林、科技等同等地位得以构建横向协同机制,仍然处于城市更新发展的依附地位。这一点不改变、不突破,将继续制约公共艺术迈出大步。重要的还有创作思想,如果一味迎合“媚俗”,那么推动建设再多的公共艺术也可能继续沦为“装点项目”,而无法像芝加哥《云门》那样,一朝“横空出世”立即登上巅峰。一流的艺术自有一流的品质,哪怕它的形貌与周边建筑完全不搭,却能依靠自己独特的魅力在打破固有的秩序、平衡之后去建立新的秩序和平衡。《云门》正是这样的存在。它给以世人的启迪是:公共艺术不但可以讲述城市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传统,还能够凭借“超时代”基因及品质,去创造城市崭新的历史和高度,释放巨大的新能量。我认为,是《云门》让芝加哥显得更有文化、更强大了。公共艺术形似“轻盈”,但它的原创性与独创性具有爆发性伟力。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推动中国从农耕文明走向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起着桥头堡作用。无数现代文明,诸如发电、自来水、邮政、咖啡馆以及交响乐、芭蕾等先风起于上海,再由上海辐射至广阔的中国腹地。上海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擅于融合东西方文化,融合民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因此,作者觉得:在发起、推动公共艺术推动城市更新发展以及再塑城市形象过程中,上海理应起到领头羊作用。我们应该厘清“公共艺术”与“公共空间的艺术”的关系和差异,也要弄清楚自80年代兴起的“城市雕塑”与目前探讨的“公共艺术”虽有关联更有差异。在观念趋同或一致的基础上,借鉴“他山之石”,完善相关法规,构建遴选机制,才能在绵延已久的江南文化、红色文化、摩登文化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工商文化等基础上,联系互联网文化、AI文化,创造具有鲜明时代感的公共艺术。上海的公共艺术一方面着眼于民间传统文化,承载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或情感,一方面也要着眼于全球和未来,尤其不能够满足当“中国一流”,而要争当“国际一流”。
米歇尔·福柯曾言:“我们生存于一种关系整体之中。”文章至此,笔者特别想说一句:“营造空间”“激活空间”,既是今日城市公共艺术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功能和作用。期待上海出现一批具有国际气息、洋溢原创精神的公共艺术,能让人窥见它们与城市、大众、建筑、未来等之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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