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60周年：值得阅读十部抗日经典作品
时间: 2024-07-26 19:10:36 | 作者: 问鼎官方网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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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作家，但他们也是战士，有的是地下党，有的是侦察科长，还有的是游击队的政委……他们在不同的战线上和日寇做过殊死搏斗，见证过死亡，品尝过感伤，是那些令他们终生难忘的经历，促其写下了一部部悲壮的文学篇章。
这些作品大多完成于战争年代，基本都是作者在听到英雄的事迹后以激动之情写成的。从华北、华中到西北、西南，从白洋淀、微山湖到延安、重庆，无论在哪里写就，无论在哪里被传诵，它们记录的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屈和顽强。
3、保定莲池中的拱桥，《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当年作为地下党在这里和上级接头。
抗日战争期间的白洋淀，十来岁的小张嘎目睹奶奶为解救八路军而被日寇杀害、他喜欢的侦察连长老钟叔也被抓走，决心为他们报仇，于是出发寻找游击队。在误将游击队排长罗金保当成汉奸、闹出笑话后，张嘎找到队伍，成了一名小战士。他随罗金保巧捉翻译官，还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手枪，为了不让队长收去，竟把它藏到了树上。后来嘎子负了伤，在老乡家调养时，得知部队准备攻打敌人老巢的消息，偷偷溜走去找队伍，不料被敌人抓住。战斗打响后，嘎子巧妙脱身，端掉了敌人的炮楼，配合队伍救出了老钟叔。
徐光耀，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雄县，1938年参加八路军，9年后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同年起在地方部队的报刊上发表文章。1948年，徐光耀任野战军新华分社记者，参加过绥远、平津、太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到中央文学讲习所进修，后专事创作，期间著有长篇小说《平原烈火》。1958年徐光耀完成了中篇小说《小兵张嘎》。1983年至1996年，他任河北省文联主席。徐光耀今年已达80岁高龄，目前定居在石家庄。2000年，他的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1962年年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小兵张嘎》出版了单行本，不久由导演崔嵬拍成同名电影，由安吉斯主演的嘎子形象成为了银幕上的经典，而《小兵张嘎》也从此家喻户晓，成了抗战文学中绝对不可忽视的一部作品。
耳熟能详的《小兵张嘎》不知曾给多少读者带来了充满欢笑的记忆，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竟是作者在迷茫中意外得来的一枚“苦果”呢？
1957年夏，已过而立之年的徐光耀陷入了苦闷之中。后来，他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道：“(我)参军入党都已二十年。二十年中，无一日一时是没有任务可干的。哪怕站在生死交接线上，都在为肩上的任务而追求；精神和思想，就在这追求中保持平衡和奋进，从不知什么叫失落感。这次可不同了。”
百无聊赖的他花了大量时间读书，但之后什么内容也回忆不起来，脾气则越来越暴躁，偶然间，他想起读过的一本心理学作品中说，要想在巨大压力下控制住自己，得采用“集中精力，转移方向”的法子。于是他想起了写作。
但是写什么呢？曾采访过徐光耀的保定作家张洪年告诉本报记者，徐老说他当时只想写能轻松心情的东西。当初，在徐光耀的小说《平原烈火》中有一个叫“瞪眼虎”的角色，就非常“嘎”，只是因为情节的安排，并未展开写这个人物。此时，这个鲜活的形象一下蹦到了他的眼前，因此决定照着这一个孩子的样子，把自己在战争中遇到的“嘎人嘎事”都写出来。
他最初动笔写的并非小说，而是电影，因为他觉得小说需要更精细的刻画，以自己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并不适合写。但剧本写到嘎子关禁闭、受教育的时候，徐光耀不知该怎么继续了。他思来想去，电影毕竟不是自己的长项，还是掉过头来写起了小说。这下创作顺利多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7万字的《小兵张嘎》便完稿了。
住在天津的老作家刘怀章先生见证了《小兵张嘎》的首次发表。日前，本报记者前往其家中，听他讲述了其中的经过。
那是1961年的事情，当时河北省文联就设在天津，旗下有一份名为《河北文学》的杂志，属于月刊，发行量在3万份左右，是当时河北两大文学杂志之一，对全国发行，常常刊载如邓拓、孙犁等知名作家的作品。杂志编辑部分为小说、诗歌等3个编辑小组，刘老时任小说组的组长。
一日，编辑部收到了徐光耀寄来的《小兵张嘎》的文稿，转交给了小说组，刘老拿到文稿一口气读完后，不禁为其叫好。刘老说：“这个小说的故事性很强，嘎子这个形象非常丰满，有情趣，像扎罗金保车带的那些事把‘嘎劲儿’写得活灵活现。”稿子在组内传阅后，编辑们也都非常兴奋，认为写得非常精彩。
当时的一些作品常常要分两期发表，但由于《小兵张嘎》写得不错，又是个中篇，于是编辑部决定刊登在一期上。1961年年底，在《河北文学》11、12月的合刊号上，《小兵张嘎》在天津问世了。刘老说，作品发表后的反响非常好，编辑部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
刘老后来和徐光耀接触过几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梁斌先生去世后不久。但因为过去的杂志不署责任编辑的名字，所以徐光耀一直不知是刘老编辑了他的作品。谈起对徐光耀的印象，刘老说：“他看上去干净利索，是个大嗓门，人很耿直，有什么说什么。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是丁玲的三大得意弟子之一。他很有才气，文字功底很好，《小兵张嘎》的原稿基本没做任何改动就发表了。”
1962年年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小兵张嘎》出版了单行本，不久由导演崔嵬拍成同名电影，由安吉斯主演的嘎子形象成为了银幕上的经典，而《小兵张嘎》也从此家喻户晓，成了抗战文学中绝对不可忽视的一部作品。
快报记者(以下简称“快报”)：《小兵张嘎》是抗战文学中为数不多的、以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你觉得就你的研究来看，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
张洪年：徐光耀13岁时就参军了，起初部队嫌他小，根本就不收他，他就像董存瑞似的软磨硬泡，最后使部队同意了。他在部队是最小的一个，因为这种缘故，在战争岁月里肯定要和相同的人物、环境有更多的接触，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之所以能写出这么鲜活的嘎子形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嘎子的那些故事未必是他亲历的，但他具有相近的视角。
张洪年：《烈火金钢》的作者刘流的女儿说，他的父亲“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对徐光耀而言也是这样。他参军后打了大大小小的仗，后来还担任过锄奸干事。反“扫荡”期间，他目睹了不少战友的牺牲，后来和其他战友们相约，战争结束后，谁活着，谁就把战友们的故事写出来。
快报：他创作时正处于人生低潮期，这个题材的选择和当时的情况也应该有关吧？
张洪年：当时他被打成“”，心情可以说郁闷到极点了，是《小兵张嘎》的写作救了他一命，使他沉浸到文学情境中去，享受到了创作的快乐，而且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和故事也能使他高兴起来。这是人在逆境中的一种自我保护。古今中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人处于危难中时，必须要给自己找到突破。
快报：我认为《小兵张嘎》和其他抗战文学相比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近乎喜剧的手法来讲故事，这是同类作品中很少见的。
张洪年：是。战争还是那个战争，但在作者笔下没有被公式化地表现。嘎子抓翻译官、端炮楼，很勇敢，是个小英雄形象。但他不是“高大全”的，有缺点。他和胖墩儿摔跤耍赖、堵人家的烟囱，都是些小孩子干的调皮事。这个人物让读者感觉是从生活中来，所以非常有生命力，才能受到一代代读者的喜爱。
快报：徐光耀本人以及《小兵张嘎》和保定有密切的联系，类似于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被称为“保定作家群”，这些人都是保定人吗？
张洪年：不，具体应分为两种。一是像徐光耀这样出生在保定、作品也是写保定的，比如写《红旗谱》的梁斌、写《地道战》的李克、写《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李英儒等；第二类则不是在保定出生，但长期在这里生活、战斗过，且作品也是写这里的，比如《平原游击队》的作者邢野、《烈火金钢》的作者刘流、《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袁静等等。
张洪年：战国时保定是燕赵之地，出现过蔺相如、荆轲等许多顾大局、宁死不屈的人物，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给当地人的骨子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且保定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毗邻京津，这块土地培养了很多人物———像孙犁、梁斌都是当地毕业的；抗战时京津沦陷后，又有大量知识分子、革命青年来到这个抗日根据地，这里聚集了很多人才。最后是时代的原因，作家们都有过亲身经历，是英勇悲壮的抗日战争造就了他们。
张洪年：对。徐光耀曾和我说，战争年代一边行军，一边打仗，非常艰苦，平时都很少有时间睡觉，他有时一边走路一边就睡着了，常常是一不小心就撞在前面身上。即使这样，他还抽时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发表，获得了很多人的好评。
张洪年：他们的阵容很强大，写出的《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等作品都影响深远，在当代文学史上，在一个地域集中出现这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的情况是罕见的。其次，他们都是战士，像李克本身参加过地道战、李英儒是地下党，可以说每部作品都是“打”出来的，带有浓烈的燕赵风骨。同时，作品的表现形式风格多样，像《烈火金钢》就是用评书体。本版撰文并摄影记者张玥/城市快报
在众多抗战文学作品中，有一部最具传奇色彩的小说，就是《烈火金钢》。它以评书的形式写成，并借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影响最大的抗战文学经典。
《烈火金钢》再现了反“扫荡”时期冀中平原的战斗故事，塑造了史更新、侦察员肖飞等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的作者刘流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原名刘其庚。和他的作品一样，他本人就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本报记者日前在北京寻访到了他的女儿刘美华，听她讲述了父亲的战斗和创作故事。
刘美华介绍说，刘流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离开家，曾在南京炮兵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抗战爆发后，因受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影响，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但他所在的部队不久被打散，于是又辗转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党领导的攻打北平第二监狱的运动，解救了许多进步人士，和他们组成了国民抗日军。晋察冀军区成立后，这支队伍被编入第五支队，刘流历任侦察科长、侦察参谋等职务，后来被调到“抗敌剧社”，曾和田华等人在一起工作。
刘美华说，刘流萌生写《烈火金钢》的想法，是在1943年参加晋察冀边区召开的第二届“群英会”上，那时他接触了很多战斗英雄，尤其是一个侦察英雄的故事，简直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后来小说中的肖飞几乎就是以他为原型。这些事迹使刘流热血沸腾，觉得应该将它们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他本人的经历也在书中的各个人物上时有显现。刘美华说，如史更新和敌人拼刺刀、丁尚武用大刀片砍杀敌人的细节，都是刘流的亲身经历。
解放后，刘流一度在保定市文联工作，1957年起创作《烈火金钢》。1958年小说出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被名家袁阔成等人改编成评书，从此响彻全国。
几年前，著名导演何群在拍摄电影《平原枪声》时说：“抗战文学作品中的肖飞、马英都是我儿时最崇拜的英雄。记得小时候做游戏，扮坏人的，大伙都叫他‘杨百顺’‘何大拿’，凡是当英雄的都是‘马英’‘肖飞’，而我最怕人家喊我‘特务’‘汉奸’，这种崇拜英雄的情结算落了根儿了……”
《平原枪声》的故事发生在冀中大地上，抗战爆发后，军队节节败退，社会混乱不堪，老百姓人心惶惶。员马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回到了故乡肖家镇，积极组建抗日力量。他和战友们不但要抵御鬼子的侵袭，还要和苏金荣等汉奸不断斗争。马英等人历尽艰险，端掉了敌人的炮楼，缴获了不少武器，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跟着时间的推移，抗日武装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最终夺取了县城，歼灭了敌军。
1959年，这部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小说改编成评书是时髦的事情，如《烈火金钢》《苦菜花》等都有此“待遇”，《平原枪声》也不例外，后来被大师李鑫荃改编。此外，它还曾被改编为连环画、京剧等形式，从此人人都知道马英的故事，成为上世纪60年代最火的作品之一。1978年，经作者修订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此书。新世纪初被改编成电影时，它又成为当年电影圈关注的对象，而就在前不久天津举行的第15届全国书市上，它还和《鸡毛信》《小兵张嘎》等经典作品一同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和《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一样，《平原枪声》也是两人合著而成，作者之一李晓明原名李鸿生，1920年出生在河北省枣强县，不到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委书记，还曾任县游击大队的政委。作家的笔下常常会出现自己的影子，《平原枪声》中的马英担任过大队长，或许他的故事就有李晓明自身的经历在内。而另一位作者韩安庆早年也曾参加革命工作，除《平原枪声》外，他和李晓明还合著过小说《破晓记》。
小说以抗战时期的保定为背景，游击队政委杨晓冬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帮助下，打算争取伪军团长关敬陶。在一次战斗中，他们俘获了关敬陶，并对其进行劝说。后来金环英勇就义，而杨晓冬的母亲也在儿子被俘后，为让其坚持斗争坠楼身亡。关敬陶受到了震动，终于在敌人出城抢粮时起义。这个反映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因为展现了另一条战线上的斗争而颇为引人注目。它的情节十分紧张，其间又穿插了主人公之间动人的情感，呈现出抗战文学的别样风景。
李英儒是保定青苑县人，1914年出生，早在1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大学未毕业即从北京回到了冀中从事“抗日救国会”等工作，不久就参加了八路军，主编过《火星报》刊物。李英儒之所以能写出《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样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1942年，已担任步兵团长的他接受了上级的任务，和妻子张淑文潜入保定开展地下工作。保定作家张洪年告诉本报记者，小说中的杨晓冬可以说是他本人的化身，而据说金环、银环姐妹是以他的妻子为原型。
在保定的莲池，记者见到了一座小桥，据张洪年介绍，当年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曾把它作为地下党接头地点的场景，而实际上，李英儒在抗战期间和组织取得联系时也在此地。
抗日战争中，李英儒耳闻目睹了许多地下党员的故事，甚至见过许多战友被俘虏、杀害，但是因为不能暴露身份，使他想解救却力不能及。他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中写道：“对这些忠心耿耿埋头为党工作、创造了丰功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事迹的们，任你有多好的歌喉、多饱的笔墨也是唱不尽写不完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本小说，就是从上述诸英雄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中，东鳞西爪地选取了一些零星片断写成的。拿它与实际生活比较起来，犹如从波涛万顷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从浩瀚无边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在上世纪60年代，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这首响亮的战歌。高家庄、赵庄里户连户、村连村的地道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奇战场，这一切首先应归功于小说《地道战》。
《地道战》的故事发生在反“扫荡”期间，赵庄的军民为了对付日本鬼子，在村庄内挖了很多可以相互联通的地道，在其中隐蔽、转移，和敌人战斗，尽管狡猾的敌人曾使用内奸、放水、灌毒气等手段，终究是败在了勇敢、聪明的中国军民手中。该书于195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发便有60多万册。
《地道战》的作者之一是老作家李克。他1923年生于河北蠡县，十几岁时就参加儿童团，后来在地方担任军事干事，在冀中平原参加抗日战争，1946年起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了一年，之后正式参军，加入“火线剧社”搞文艺宣传工作。从1946年开始他就断断续续地写《地道战》，解放后转业至北京市文联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和李微含合作完成了整部小说。除此之外，李克还著有《水上传奇》《燕山枪声》，和《地道战》并称为“抗战三部曲”。
日前，本报记者在北京寻访到了李克先生的遗孀马静儒老人。她和记者说，反“扫荡”期间，李克调到了蠡县的区里工作。平原地区掩护物很少，为了打击敌人，军民们就开始利用地道作战。李克就曾组织群众一起挖地道，当年他还曾写过一首《地道战歌》。
记者曾查找过一些资料，都显示《地道战》的作者是李克一个人。但马静儒老人一再强调这是两个人合著的。她给记者拿出了李克写的《地道战》手稿，上面清楚地写着“李克、李微含著”。马老说，在该书的第一版上，曾标注了李克和李微含的名字，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此后的版本或者标成“李克著”，或者标成“李克等著”。因为《地道战》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就再未印行过，因此李微含的名字就鲜为人知了。
和《平原游击队》《烈火金钢》等许多作品相比，孙犁的《荷花淀》显得与众不同，这篇并未正面描写战争的短篇小说，以它清新隽永的诗意风格倾倒了无数读者，成为抗战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荷花淀》是怎样产生的？孙犁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创作方式表现抗日战争？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创作又是怎样的？日前，本报记者专门走访了原孙犁研究协会秘书长刘宗武先生，听他讲述了其中的故事。
刘宗武介绍说，1944年孙犁前往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之后留校任教。这时，他离开河北老家已经8年了，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他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一文中曾写道：“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8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很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
恰巧，一天从白洋淀来了一位朋友，两人聊天之时，朋友给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则是关于水淀的。之后，孙犁“在延安的窑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将后者写成了小说，这就是《荷花淀》。
虽然抗日战争期间孙犁并未在白洋淀生活，但早在近十年前，他曾前往那附近，观察当地的生活，了解风俗民情。它们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任文字倾吐心中浓烈的感情时，那些情形便活生生地展现在了眼前。
1945年5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的副刊登载了《荷花淀》，副题为“白洋淀纪事之一”，随后被重庆的《新华日报》转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作品中对冀中人民的爱国气节和战斗精神的刻画，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孙犁”这一个名字开始为大家所关注了。
刘宗武介绍，孙犁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家里就无法供他继续读书了。但他在小学高年级时就接触了“五四”时期的文学，初中时即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到高中时更是热衷于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类的作品。后来他在河北安新县同口镇的一所小学工作时，一边教课一边读书，尤其对鲁迅的作品很关注，读得又多又细，受到了很大影响。
孙犁中学毕业后，曾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先在政府部门当了一年小职员，后又在一所学校当司务员，之后辞职回家，想依靠投稿写作维持生活。但这时候的他因为缺少生活，很少能发表作品。直到1936年，他在同口镇任教时，找机会到白洋淀体验生活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家乡附近的滹沱河发了大水，学校停了课，使他不能回去教书。这时家乡已有人在组织抗日救国，孙犁受到了同学的影响，参加了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春天，他正式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曾在抗战学院短期教授过文学，期间编写了一些文章，并在冀中地区的《红星》杂志上发表了《现实主义文学论》，这是他第一次以“孙犁”为笔名发表文章。
刘宗武和记者说，孙犁曾说：“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路。”是抗日战争使他和文学走到了一起。
首先是创立了“荷花淀派”。除了《荷花淀》，孙犁还曾写过《芦花荡》等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结集成《白洋淀纪事》出版，此外还创作了《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小说。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有特别大的影响，许多人爱读他的文章，学习他的创作风格。如刘绍棠、丛维熙等作家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逐渐在文坛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雏形。
刘宗武还认为，孙犁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生活，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乐观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普通老百姓，但就是他们抵抗了日本侵略者。此外，孙犁的文学语言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也吸收了“五四”文学的特点，还受到了西方文学和民间语言的影响，像抒情诗一样，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优美的现实主义风格。刘宗武说，孙犁的作品之所以长久不衰，与他的文学语言这么丰富是分不开的，和其他的抗战文学作品相比，孙犁的语言运用更为高明一些。
《荷花淀》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白洋淀的故事。游击组长水生和几个同村青年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了区里的战斗队，离开了村庄。
他们几个人的媳妇不放心，便到部队上去看望，不想未能碰面，反倒在归途中遇上了日本兵的船。水生媳妇等人为躲避追赶，将船划入荷花淀，恰好将敌人引入了区队的伏击圈。
几个妇女虚惊一场之后，决定回去组织自己的队伍，不久，她们也成了白洋淀的战士。
孙犁，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孙振海，1913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中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等地谋生。1938年他参加抗战队伍，不久开始以“孙犁”为笔名发表文章，因《荷花淀》一文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新中国成立后他陆续创作、发表了《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作品，晚年则有《无为集》等文集问世，因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影响了许多作家，被视为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他一生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做过多年的记者、编辑，曾是天津日报社老领导。孙犁的石像现伫立在天津日报大厦广场。
有影响的抗战文学，几乎都是长篇小说，唯独孙犁的作品是例外。虽然也曾著有《风云初记》等长篇，但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如《荷花淀》。那么这样一则仅几千字的故事，为什么能受到读者和诸多作家的青睐呢？
快报记者(以下简称“快报”)：《荷花淀》第一次作为书出版是在何时？它真正为全国读者所知、在文学上产生重大影响又是在什么时候？
刘宗武：1947年4月，作家周而复在香港主持了“北方文丛”系列丛书，其中就有名为《荷花淀》的文集，书中收录了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等6篇作品。因为当时解放区的出版力量很薄弱，所以书是在香港出版的。而《荷花淀》产生更大的影响，其实就是在1958年，当时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出版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国青年出版社为孙犁出版了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荷花淀》也在其中。之后评论家、作家为之写了一系列的评论，语文课本也选用了这篇文章，并保留了很多年，那时只要读过中学的人都读过它。
快报：这样一部小说，篇幅又不长，而且没有正面描写战争，为何会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关注呢？
刘宗武：《荷花淀》最初发表在西北地区，那里过着陕北式的黄土高原生活，而《荷花淀》却将背景放在了白洋淀，呈现出了优美、清新的画面，显得很富有诗意，好像给文坛送去了一股清风，让人觉得非常新鲜。而且它所表达的乐观情绪、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也非常的鼓舞人心。
快报：我注意到这篇小说发表于抗战胜利前几个月，是不是那时候战争形势的好转使人们的心情产生了变化，而这篇小说又恰恰以它的胜利、乐观契合了这种情绪，所以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呢？
刘宗武：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篇文章发表时人们并未准确预料到几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但那时抗日战争毕竟已进行了8年，人们的精神很疲惫了，痛苦的心情也压抑得很久，非常希望看到胜利的出现。
刘宗武：孙犁写得更多的是人性。抗战文学不一定就要刺刀见红，孙犁虽然很少写激烈的战斗场面，但他把人在当时环境下的心情、心态都描绘出来了。写人是文学的根本，这样的作品更有价值。
快报：抗战期间孙犁没有到过白洋淀，如果说那里的景色他还曾亲见的话，当地人在特定时期的言行、心情他如何去了解？
刘宗武：创作是一个虚构的过程，实际上他是借着白洋淀这一个地区来塑造人物，最终把他经历过的事全部融合到作品中去了。他曾说自己写的一些作品，和家乡人的思想感情步调是一致的，有过相同经历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快报：因为这篇作品，“荷花淀派”被人们视为了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流派，孙犁本人对此怎么看？
刘宗武：实际上他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很清醒，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不是件简单的事，它需要统一的组织、统一的风格等条件。而且他认为文人“宜散不宜聚”，这样对文学才有好处。
刘宗武：是，早期有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后来还有、贾平凹，虽然他们现在各有自己的风格，但初期还是受到了孙犁的影响。
刘知侠(1918-1991)，卫辉市庞寨乡柳卫村人，著名作家。他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4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风靡了整整一代人的《铁道游击队》至今不衰。刘知侠原名刘兆麟，自幼家贫。1938年夏天，赴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年冬天，在行军路上，他参加了中国。
1943年夏天，滨海抗日根据地召开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刘知侠在会上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听说了他从来不知道的故事。这些故事让他夜不能寐，于是他两次穿越封锁线前往枣庄，几度修改增删，终于将这一个故事变成传奇小说《铁道游击队》。1953年，小说一经出版便造成轰动，三年后，电影面世。据统计，《铁道游击队》的原本加上各种节编本、缩写本共出版了300余万册，并译成英、俄、法、德、朝鲜、越南等8国文字在国外发行。
1953年，他将建国后发表的短篇小说编成《铺草集》，同时创作了《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1960年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和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等，1979年，创作中篇小说《芳林嫂》，1986年，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与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以及20万字的《战地日记》(即《淮海战役见闻录》)。
那个年代没有虚构的传奇，铁道游击队也一样。鲁南铁道大队是它本来的名字，1940年2月，在一个叫小陈庄的地方，两支小型抗日武装合并成鲁南铁道大队，英雄的故事从此开始流传。
提起《新儿女英雄传》，不仅在白洋淀，而且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都有一定影响。这部作品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受到了表彰，当时，国内发行达数百万册，并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传播于世界。作者为著名作家孔厥、袁静。
作品通过杨小梅和牛大水的爱情故事，描写了抗日战争中的冀中农民在中国领导下对敌展开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残暴的侵略者。
孔厥，江苏吴县人，原名郑云鹏，又名闻挚，后改名为孔厥，1938年夏季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曾写过《受苦人》《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1947年他到冀中创作组，并与袁静合写中篇小说《血尸案》、歌剧《兰花花》，1948年和袁静一起来到白洋淀。
袁静，原名袁行规，又名袁行庄。祖籍江苏省武进县，生于北京。其二伯父专擅米体书法，北京新华门上挂的匾额“新华门”便为其二伯父所题。其母能画工笔花卉，并会吹箫笛。袁静自小就在这样一个艺术环境熏陶下成长起来。她1930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春到陕北公学学习，1944年创作《减租》，1945年创作出当时影响很大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后移植为评剧等剧种)。
这部作品首先连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文艺版上。正式出版时，郭沫若和谢觉哉分别为此书写了序言，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郭沫若赞扬这部作品“人物的刻画、事件的叙述，都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也非常纯熟”。谢老也称赞“他俩写作是严肃而努力的，因而他俩的作品是成功的”。
这部作品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在读者中流行，绝不是偶然的，是作者倾注心血完成的。作品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很高的艺术水准的。
去年1月31日夜晚，当身染沉疴的马烽在太原去世时，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山药蛋派”送走了最后一位健在的作家。他给人们留下了《结婚》《饲养员赵大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一系列作品，还有他和西戎合著的、尽人皆知的《吕梁英雄传》。
《吕梁英雄传》以抗日战争下的晋绥边区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叫康家寨村庄的故事。地主康锡雪勾结日本侵略军，组织维持会压迫农民。在员和武工队员的领导下，一些积极分子组成了民兵队，反汉奸、斗恶霸，和日寇、伪军展开了长久的斗争。不但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还拔掉了敌人的重要据点。
马烽原叫马书铭，出身于陕西的一个贫农家庭，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八路军，从事文娱宣传工作，后来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毕业后回到晋绥边区，在文艺工作队工作。该书的另一作者西戎和他的经历相似，也是出生在山西，16岁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加入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吕梁剧社。
马烽入伍时恰逢抗日战争期间，耳闻目睹了许多英雄事迹。1944年，在晋绥边区召开的群英大会上，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的英勇事迹。马烽在《吕梁英雄传》的开篇中说：“单说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一百二十四位。这些人物当中，有的是爆炸大王；有的是神枪能手；有的是破击英雄；有的是锄奸模范；有的是智勇双全的领导人；有的是天才卓越的指挥员……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本领。”
当时的《晋绥大众报》对他们进行了报道。因为篇幅有限，不能将那些事迹一一刊载，因此当时在报社工作的马烽和西戎受命从中挑选典型的故事，采用章回体的形式，编成连载登在《晋绥大众报》上，一共95回。这些故事因为以古典风格为载体，而且有极强的故事性，因而特别受读者的欢迎。1946年，这些故事中的一部分被作为单行本出版，3年后，两人又将所有内容做了修改，合成80回结集出版，就是《吕梁英雄传》。
“他的身材魁梧而硕壮，面孔却有点清瘦，颧骨微高，浓眉下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宽大的嘴角上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的头发和嘴上翘起的短髭都已灰白了。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但精神却很矍铄，像一个活泼健壮的青年。”这是作家周而复在他的《白求恩大夫》中写下的素描，正是这些文字，使广大中国人民由此知晓了“白求恩”———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名字。
《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加拿大员、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心力。他在战场附近抢救伤员，对战士们关怀备至，虽然和医生方国祯等人有过小小的误会，但最终仍成为了亲密的战友。在一次抢救伤员的过程中，白求恩受伤感染病毒，不幸去世。
《白求恩大夫》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同时在一些角色上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如医生方国祯等人就是以359旅的战士们为原型。作者周而复是安徽人，原名周祖式，曾在上海光华大学主修英国文学专业，毕业后就奔赴延安，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
1939年，周而复被派往晋察冀抗日前线，在那里了解了白求恩的事迹，并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调查工作，随后写成了通讯报告《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它发表于1944年11月，后来作者将之扩充为《白求恩大夫》，于1948年连载于《中篇小说》上，一年后由天津的知识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周而复对这部作品再次进行了修订，并于195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