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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上任以后,开始处心积虑地打造一套新的战法对付八路军,即”铁壁合围“。日军的这套战法在1941年对我冀中军区十分区和冀鲁豫军区的扫荡中开始试水,并逐渐成熟。
1942年2月,岗村宁次开始准备在华北实行大规模“肃正计划”,为迷惑我军,日军首先对我冀东、冀西根据地扫荡,借以隐藏其后的毒辣三刀。
第一刀是4月29日突袭我冀南根据地,然后于5月1日回身把第二刀杀向冀中,之后在5月19日向西直扑太行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军上下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再加之日军对我冀东、冀西根据地扫荡的迷惑,以及情报的缺失,使得我军以为日军对此三个根据地的扫荡仅只是一般性的扫荡,只不过规模大一些而已,导致反扫荡准备不足,应对失策,造成了重大损失。
1942年4月29日,由驻济南的第12军土桥一次中将统一指挥第59师团和第一、七、八、九独立混成旅团共15个步兵大队和部分特种兵(炮、工、辎重、骑、坦克),以及两万余伪军,发动了针对冀南根据地的”第12号作战“计划,即冀南”四二九大扫荡“,这是日军铁壁合围战法的第一次实施。
华北日军吸取了以往历次扫荡失败的教训,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改”分进合击“为”铁壁合围“,即利用华北平原便利的交通条件,在远离我根据地的地方秘密集结兵力,在行动发起前夕突然实施远距离机动,在一夜之间即进至层层封锁线与预定合围位置,从而让我军失去了腾挪空间,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由于日军在南洋夺取了油田,从而使得日军通过汽车的快速机动有了物质保障。敌人在变,但是我方未能跟着变化,冀南根据地军民以往每年都要经历日军四五次大扫荡,经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对日军扫荡的套路早就习惯了。但是这次,日军没有按照套路出牌。
4月29日凌晨1时许,驻故城县薛官屯的冀南军区接到19团传来的紧急情报:发现大营附近的日伪军开始集结,很可能要搞事情。情报科副科长程诚不敢怠慢,马上报告范朝利和刘志坚。
当时的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副司令员王宏坤都下到各分区检查工作了,政委则在太行根据地总部开会。三位上将不在家,军区掌控全局的是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两位中将。
对于19团报来的情况,并未引起军区首长重视,认为这仅仅是日军要进行一般性”扫荡“。
拂晓,驻在东北方长林村一带的19团报告,从枣强、王均、大营出动了大批敌人,部队已与日伪军交火。上报敌情后,19团经过一番激战,最先从枣强县城与大营镇两股敌人之间向西北方跳出了包围圈。从19团的动作看,部队依然沿袭了过去对付日军扫荡的经验。
19团是东进纵队第三团,为冀南军区主力团,后改编为中野二纵6旅16团,为旅主力团。1947年在郑家寨战斗中,团部和1、3两个营冲入敌师部,由于战斗激烈且敌情突变,未能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重重包围。最终,仅40名战士突围成功,其余全部战斗到最后。1949年,16团改编为10军29师85团,抗美援朝时编入十五军,参加了残酷的上甘岭战役。29师87团更是涌现出了著名战斗英雄邱少云,而6旅的老首长就是将军。
7时许,21团在薛官屯西南30里的油故村与日军交火。紧接着,新七旅骑兵连也在东北方的李官屯和逼近的日伪军展开了激战,之后边打边向西北撤,过了清凉江,甩掉了敌人。
21团以一个连阻击敌人,主力向西转移,但是进至南宫县沙窝村时,与垂杨、大高村出动之敌遭遇,于是,该团又折向东南转移。
范朝利和刘志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命令机关、后勤南撤,到十二里庄汇合。
上午10时许,冀南军区机关、行署、工厂、医院、银行、文工团、报社和党校等各级机关4000余人,一下子拥挤到十二里庄,这些大部分都是无武装人员,而掩护这一大帮男女老少的只有军区特务团(团长宁贤文,1962年被授予少将),特务团是由军区警卫营的三个连和行署保卫营的两个连组成的,没有重武器,装备一般,战斗力也一般。
军区领导的想法原本是想和二十一团会合的,可走到这里才知道21团已经转移走了。
21团为东进纵队第二团,抗战胜利后挺进东北,后编入著名的东满独立师,东野十纵成立后编入为十纵30师88团。30师战斗力很强,但是该纵队的28师出身更牛,为359旅南下二支队,因日寇投降直接转赴东北,在黑山阻击战立了大功的是28师,整个师也基本被打残。1949年,30师整编为47军141师,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之类的,都是出自该部的事迹。47军后来开赴朝鲜,由于去得太晚,没捞到什么大仗打。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即上一篇南李庄战斗的大刘班长)在禁闭室门口站岗。原来两个老兵头一天晚上打架,王占奎说他山西的老乡关云长最是英雄好汉,四川人刘金魁则说关老爷比不过他老家的戚继光,吵着吵着,就动了手。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牺牲)就把这俩关了禁闭,让刘班长看着,防止他们再开打。
天刚亮,刘班长在门外又听开说书了,刘金魁开始夸赞他的老乡岳飞,说关羽绝对打不过武穆王。
突然,尖锐的哨音传来,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家都有点不相信,因为日军上一次扫荡刚结束不久,而且附近有军区和几个主力团,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曾玉良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
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更多的斥候向各个方向派了出去。
只一会儿功夫,敌人慢慢的变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
那个时候,我军的合成化、正规化建设可以说刚刚起步,根据地的军民由于长期在敌后打游击,且缺乏通讯手段,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协同几乎很少。遇到突发情况,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往往是各打各的,各自想办法。
日军正是针对我军这个弱点,将大扫荡的重点放在合击我根据地军区、军分区机关,以期打掉我指挥机关,然后再吃掉我分散行动的部队。
简短的作战会议上,曾团长提出: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19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况玉纯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掩护总部机关突围。
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这个方向对冀南军区突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一连沿着卫运河(卫河在此段与古运河汇流,故称此段卫河为卫运河)西岸寻找,况政委和参谋长带三个连沿大路向南寻找。
越往南走,撤退的人慢慢地多,有老百姓,也有我们的机关。冀南财政学校的两百多学生正列队行军,看见八路军骑兵就“呼啦”一下跑过来,队伍全乱了,气得老师一个劲地吹哨子。
妇救会的六十多个干部也要跟随行进,王永元参谋长说了句:“你们女人跟着部队跑什么!换件衣服到老百姓那里躲一躲就算了嘛!”结果被一大群妇女围住,批评他瞧不起女,是封建意识。王参谋长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敬礼又是鞠躬的,好男不和女斗,开溜。
新七旅文工团看到了主力部队也立马围了过来,十几个男女小八路拽着骑兵的马尾巴赶路。战马尾巴甩来甩去不让拽,小八路就在马尾巴上拴上一个书包,你拉一下我拽一把,嘻嘻哈哈,大家在这一刻浑然未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
而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临出发前,刘班长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自己的战马“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一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
队伍不停地向南走,骑兵的行军队列越来越庞大。周边几个县的上百名工作人员跟了上来,地方医院几十个担架抬着病号跟了上来,公安队押着几十个罪犯跟了上来,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不了解什么单位的骡车和驴车。
派出去的斥候兵不断回来报告:“来了,来了!”,意思是其身后发现了敌军。除了西南方向,各个方向传来的都是:来了,来了!”报告的频率越来越密,到最后都用不着报告了,只看到老百姓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到处奔逃,三八大盖特有的枪声也传了过来。
十二点左右,骑兵团的这支大队伍来到了十二里庄。好家伙,这里聚集着更大的一支队伍。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解放后任湖北省委书记)站在个大石碾子上发表讲话:“日军发动的‘铁壁合围’,注定不能得逞,今天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会被我们粉碎……”
形势相当危急,但是周围的干部群众依然情绪高涨,特别是看到了八路军骑兵团的高头大马,更感安心。
了解更多详细情况的刘志坚和范朝利两位首长则是焦急万分,看到主动赶来的骑兵团十分高兴,这么一支大队伍终于有了野战部队的保护。
这时,天空中飞来三架敌机,冲着下面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几匹马。冀南银行驮钞票的骡子被打倒了,钱钞纸币飞得满天都是。一些没打过仗的机关人员吓得四处乱跑,场面顿时十分混乱。
冀南行署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开国少将)用步枪打了两枪,又对骑兵下命令:“机枪射击,给我打!”于是几个机枪手就朝着天上打了几梭子,结果飞机没打着,反而把飞过去的敌机给引回来了。
此时,起了风,弥漫的尘沙使飞行员的视野受到遮蔽,敌机转了两圈就飞走了,局面这才得以控制。
范朝利参谋长大声呼喊:“敌人飞机发现我们了,不能在这里停留,大家赶紧走!”
此时,21团也被日军从西北边压迫了过来,日军这次出动的是机械化部队,力量强大。
根据侦察情况,北面敌人力量最强,并且急速向南推进;东面是运河,运河渡口上都有日伪军据点把守,且运河以东多为敌占区。西边、南边情况略好,且清凉江以西还是游击区。范朝利和刘志坚分析了情况,下了决心,向西、向南突围。
随即命令以骑兵团、21团为前卫,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队伍的后方,军区特务团断后,战斗中,张兴德连长等人牺牲,日军一步步压了过来。
下午一点,队伍走到了河西街附近。发现敌人利用道沟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担任前锋的骑兵三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士,突破不了。这时听见有人喊:“北面走,往北面走,队伍向后转!”
谁知向北才走了不远,前面又叫了起来:“快回去!快往回走,有坦克。”果然,北面出现了日军的坦克,并且,在东、西两侧担任掩护任务的特务团战士也被打了回来,所有的人只好又向南跑。
南面,日军在河西的阵地还在那儿,冀南军区数千人已被日军团团包围,包围圈越来越小,陷入了绝境。
二战时,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当时苏联红军的战斗动员口号是:一步不能后退,我们的后面是莫斯科!
况政委下令把部分战马让给没有坐骑的机关领导,然后由骑兵团带着大家冲击。刘春雷和刘金魁是正、副班长,又是党员,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是得执行命令。
冀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正在处理材料,因为风大点不着火,他就蹲在地上用手撕,把材料撕成碎片,让风吹散。枣南县妇救会主任韩芳宇(后任中纺集团经理)在边上帮忙,由于属于机密材料,两位刘班长也不敢碰。
最后,韩芳宇与刘金魁换了马,离开了。而王科长头也不抬一直在撕,首长不接缰绳,大刘班长也无法回去复命。
不远处,公安队开始处决犯人,刘班长就牵着“公鸡”去看枪毙。看完了杀人回来,王科长还在那儿撕。
王科长站起来看了一眼,对刘春雷命令道:“你上马,去战斗!不用管我!”说完又蹲下来接着撕材料,大刘只好骑上“公鸡”冲锋去了。
一点半左右,王永元参谋长听见河西街方向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指挥员特有的敏感让他心里一动,赶紧让司号员吹联络号,原来是曾玉良团长带的骑兵一连!
骑兵的冲锋突然而猛烈,军区首长也组织人员跟随突围。两面夹击下,骑兵团迅速打开了缺口,冲了出去。紧跟在骑兵身后一些骑马的干部也冲了出来。
眼看突围胜利在望,突然,西面的王行杖村里的敌人开火了。子弹像刮风一样从侧面横扫,许多人被打倒,突围队伍被打散,敌人用火力封锁了缺口。
“哎呀,你们骑兵的马可真快,要不是我抱住了马脖子,差点掉下来……”冲出包围圈的妇救会主任韩芳宇激动万分。
“李书记(李菁玉,冀南区党委书记,农业部部长助理兼农机局长、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1年被打倒,1972年在狱中含冤去世,1979年。)刚才和我在一起,现在不知道了。”
况政委一下就急了,赶忙问了一圈,军区、党委、行署的主要领导却一个也没跑出来。
这时,从河东方向开来了二十多辆日军汽车,还有许多骑自行车的敌人。这一条河只是卫河的一个分岔,河水很浅,鬼子和伪军跳下卡车、蹚过卫河就向河西街发起进攻。
当时的敌情是,我军北面、东面、西面是日军的独立第七、第九、第八混成旅团,南面和东南面是从武城县赶来的日伪军,属于当地驻军。日军一开始是从北面、东面压过来,包围严密;西面的日军击退了21团刚刚加入合围圈,防线还较松散。这三个方向是日军野战部队,战力强大,而南面是日军当地驻军,且伪军较多,战斗力相对较弱。
曾团长建议:我军从王行杖村突破第一层合围,作出强渡卫河的姿态,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东南方向的河西街一带;而我们则趁机掉头向西行进,甩掉敌人。两位首长同意了曾团长的建议,决定以骑兵团为先导,机关人员跟随,特务团、21团左右两翼掩护,从三里庄、霍庄、祖杨庄、王行杖一线,采取宽大正面多路乘马冲锋,先突破敌人第一层包围圈,晚上再想办法向西渡过清凉河,到冀县、南宫县去。
日军的飞机又飞来,轰炸、扫射,四面八方的日军排开了梳篦队形,向我军压了过来。
在敌人火力下来回冲杀,骑兵团各连队的损失都很大。曾团长将团部所有行政后勤人员补充给各连队,除了老李医官。虽然老李医官骑着一匹骡子想加入战斗,但没一个班敢要这位李大爷。
南行杖的敌军是日军一个警备队和一个中队的伪军,还能得到东边卫河方向日军的火力支援。骑兵刚开始冲击,日军的机枪、小炮就打了过来,不断有战士落马,终于,快冲到王行杖村口了,日军的火力也慢慢变得强。
刚下到刘班长班里的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没能控住马,一直往前冲到了村口才勒住马。战马忽地人立起来,把他摔在地上,腿摔断了。几个日伪军围了过来,小崔一边哭喊着一边爬,最后被鬼子追得无处可躲,纵身跳进了村口的水井。
远处飞来的子弹从头顶掠过,发出恐怖的声音,没人躲闪,也无处躲闪。“噗”的一声闷响,有人中弹了,中弹的人倒下去一声不吭。
大家都看得见,只有王行杖这面的敌军薄弱,如果从这都冲不过去,其他方向更不可能。
北面的日军坦克攻过来了,担任阻击的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顶不住了,王光华局长(55年少将)带着公安人员也抄起家伙顶了上去。很多机关干部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纷纷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并拿出了手榴弹。
悲壮的气氛之中,冀南军区后勤部赖勤政委(1945年病故)掏出手枪,高喊着“万岁!”准备牺牲。团政委况玉纯拦住他说:“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风中传来了伪军的喊声,“八路军弟兄,投降吧”,“打败八路军,活捉陈麻子。”“嘀里哒啦”的日军联络号此起彼伏,那是鬼子在逐渐收拢包围圈。
“立刻上马,重新集结。”命令下来了,可刘班长有点犹豫。刚才的冲锋“公鸡”的颈部负了伤,如果剧烈运动,血会加速喷出,刘春雷打算牵着战马突围。
“混蛋!胆小鬼!给我上马!”接着就是一马鞭子。被团长大庭广众骂胆小鬼,还挨马鞭子,让他感觉很没面子。“大不了我今天死给你看!”大刘班长气呼呼地跃上了马背。
下午三时许,况玉纯政委从旗手手中抢过军旗,来到队伍前:“骑兵团!员集合!!!”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了战刀,普通战士也吼叫着抽出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们也紧跟了上来。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
人群中有位领导高喊:“们,拼了啊!这里不能是倪家营子!”熟悉军史的都知道倪家营子意味着怎样的悲壮。
骑兵从一开始就是冲刺速度,根本不给马匹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根本就没有打算再退回来。骑兵团的后面,是握着手枪、攥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是报社的记者、工厂的工人、文工团员,妇救会员......
说也奇怪,就在此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强劲的西北风冲着对面的日军刮去,这是老天在助我。在另一个合围圈,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孙毅民(突围成功后不幸牺牲)率领的部队,也是得此风之助,才得以突围成功。
卫河方向的日军紧急向王行杖增援,村庄右侧的坡地上出现了日军的机枪。四挺重机枪响了,战士们纷纷落马。
日军一个机枪小队的一个分队22人,拥有两挺7.7毫米九二重机枪,这个机枪阵地就是日军一个重机枪小队的兵力。
“好嘞,跟我去砍机枪啊!”四连连长韩永正带着一标人马向日军的机枪阵地扑去。韩连长外号韩猛子,是八路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红军时就是徐海东的爱将,师长亲自下厨房给他炒鸡蛋,能享受这个待遇的还真没谁了。他是个左撇子,练就了左手刀右手枪的绝技,远打近砍,谁能抵挡得住。
三十多匹战马呈一列斜线疾驰,没时间调整进攻队形了,也没有组织射击掩护,战士们抡着马刀踏上了日军阵地,韩连长一刀下去,日军的小队长脑袋就搬了家。
日军这个机枪阵地从指挥官到射手脑子都有点轴,虽然看见了韩连长率骑兵冲来,竟然没有一挺机枪在第一时间调转枪口,仍然一门心思向冲击王行杖村的骑兵团侧击。他们也许幻想着靠着那二三十杆三八大盖能挡住这几十名骑兵。
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沁重机枪的发明,骑兵这个古老兵种就逐步退出了历史。骑兵的冲击速度很快,三八大盖又不是自动武器,开完第一枪就不会有开第二枪的机会了。
刘班长冲上土坡时,机枪已经不响了,阵地上的鬼子端着刺刀在顽抗。刺刀拼马刀,步兵不是对手。他稍一错身,就把一个小鬼子的肩膀给卸了。可是,敌人一倒,战马“公鸡”前腿一跪,也倒了。
战马通人性,先前冲锋的时候刘班长就知道”公鸡“不行了,剧烈的奔跑,脖颈处的伤口血冒得跟涌泉似的,但是,战马也知道今天是拼死一战,从始至终坚持到最后。
王行杖村的日军警备队一百多人被全歼,村里的街道上、院墙下、屋顶上、村子内外到处是死尸和血迹。那个叫嚣着活捉”陈麻子“的伪军中队被吓坏了,一溜烟的直接跑回了县城,那个伪军中队长受了刺激,脱下伪军服,连夜回老家当布贩子去了。
半个小时后,日军第八混成旅团的主力赶到王行杖,将担任后卫的特务团打散,重新封闭了包围圈。走在队伍后面的500多人被敌人堵在了合围圈里,这些人当中,除了行署保卫营的战士,大多是后勤人员、伤员和财政干校学员,但我军大部分已突围而去。
身后的包围圈里,传来了冀南财校学员拉响手榴弹前高呼”民族自由万岁“的声音;三里庄北面的一片坟地里,特务团一位排长带两个班的战士掩护部队撤退,他们抱定必死的决心坚持到黄昏,日军释放了毒气,全体牺牲;新七旅的一位女干部,带着14位小宣传队员,在枪林弹雨中奔跑,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小八路们在大姐姐的带领下,手牵手唱起了《国际歌》,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
负责第二层封锁的是日军机动部队,公路上是日军的坦克和汽车,另外的地方则是骑兵和自行车队。
有首长提出,部队在原地隐蔽两三个小时,等天黑后再找机会过封锁线。范朝利参谋长表示反对:”这里离包围圈核心区太近,敌人随时有可能再追上来,现在关键是行动要快,就算是白天也要硬闯过去!”范参谋长下令:不惜代价立即突围!
骑兵团往来冲杀,伤亡惨重,而且,即使人能强撑着打起精神,但是战马刚刚经历过冲锋,体力还未恢复,如果与养精蓄锐的日军骑兵骑马对冲,情况不容乐观。
曾团长来到前沿观察,选择了一片开阔地,两侧是两条道沟。骑兵团在开阔地前端展开战斗队形,军刀出鞘,军旗招展,摆开准备列队冲杀的架势。
不一会,日军的骑兵来了,好家伙,足足有三四百骑兵,全是白额头长耳朵的高头大马,这是日军中野吉三骑兵大队。
骑兵团对日军威胁甚大,华北的日军做梦都想消灭了129师骑兵团,能与骑兵团展开一场骑兵大战并歼灭之更是日军骑兵部队的梦想。
鬼子骑兵一看骑兵团摆出了正规骑兵攻击队形,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吆西,鬼子官哇啦哇啦,鬼子兵哈依哈依。呼啦一下,日军骑兵与骑兵团平行列阵。
与八路的先导旗在中间不同,日军骑兵的先导旗在边上,六个鬼子军官骑马站在最前面,戴着白手套,马刀前后左右比划一番,带着列成三排的鬼子骑兵向着八路开了过来。
鬼子骑兵高兴了,原来八路不懂骑兵战术,这要是冲起来那还不是砍瓜切菜那么简单。
埋伏在两侧的道沟中12挺机枪吼叫起来!21团战士们的排枪响了起来!原来,曾团长提前将机枪和两个连的步兵埋伏在两侧,他的命令是:“战斗没结束,机枪不许停,给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子弹打光。”
子弹像刮风一样的扫过去,跑在前面的鬼子骑兵全部被打倒。战马在运动冲刺阶段很难实施有效的机动躲避,后面的马匹立刻被绊倒了不少,日军的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套了。
“出刀,冲锋!”八路军的骑兵开始冲刺了,日军的骑兵掉头就跑。第二道封锁线就这么顺利地突破了!
黄昏时分,突围的各路人马又汇集在一起,刘志坚和范朝利召集开会,研究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
夜晚,各部队按预定方案开始行动,虽然已经冲出了包围圈,但是周围到处是敌军据点,形势依然危险。
午夜时分,大队人马到达清凉江畔的干河滩,渡过清凉江后继续向西北运动,于30日抵达河北省冀县瓦窑镇,彻底摆脱了日军的合围威胁。
1943年8月15日,曾玉良团长在战斗中被流弹击中牺牲,时年29岁,安葬于滑县万古镇冀鲁四分区烈士陵园,后移葬滑县烈士陵园。
1932年2月,谢子长、刘志丹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辖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一个警卫大队。这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骑兵大队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骑兵部队。
1932年12月24日,陕甘红军骑兵大队改编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骑兵连。
1933年6月,红2团南下失败。7月,以渭北游击队为基础,以骑兵连突围的30余人为骨干,组建红军第4团,9月下旬,红4团改称为红26军骑兵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骑兵团直属指挥,改称为直属骑兵团。
1936年7月红军西征时,曾短暂组建过骑兵师,军委直属骑兵团为一团,红一军团骑兵团为二团,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新)为三团。
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团长韦杰、政委夏云飞)于37年8月25日缩编为129师骑兵营,1938年2月恢复骑兵团建制(团长夏云飞后王振祥,政治部主任徐立清)。
1938年11月改隶冀南军区称冀南军区骑兵团,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后称冀鲁豫军区骑兵团。
1945年11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骑兵团改隶第7纵队为直属骑兵团。
1947年3月15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7纵队合编为第1纵队,骑兵团改隶第1纵队直属骑兵团。
1949年9月,入关南下的第4野战军警卫团骑兵营与淮阳县大队编入骑兵团,编为第3营。骑兵团脱离2野建制,整编为中原军区河南省军区骑兵团。
1952年5月,骑兵第1师、骑兵第3师、河南省军区骑兵团3支骑兵部队于河北省万全县合编为中国人民骑兵第1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1月,骑兵第1师进入甘青川边剿匪平叛,改属西北军区。
1969年,骑兵下马,改编为我军第一支摩托化步兵师陆军第八师。其中,129师骑兵团改编为炮兵团。
42年5月23日,冀中一天五战失四将,八路军在这一天经历了什么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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